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精华的台湾民歌

易安殿 阅读:4 2023-07-26 16:52:24 评论:0

  台湾的历史文化和城市文化非常的深厚,台湾民歌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精华。每一首台湾民歌的形成都是随着时间的慢慢演变而来,接下来小编我为大家介绍台湾民歌的由来。

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精华的台湾民歌

  台湾的音乐文化,除山地音乐本具有原住土着音乐特色之外,汉族的音乐则移植自大陆,但由于三百余年来受本地语言、风俗民情、地理环境、社会背景、人文特质、土地情感浸染与影响,经过不断的滋长、再生和演化,遂孕育出了独具本土风格的音乐。

  在国民党迁台之前,福佬人约占全台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而会说台湾话的人更多。由于福佬人占了绝大多数,且其民俗音乐的内涵亦颇为丰富而多采多姿,故以台语歌唱的福佬系民谣,自然成为台湾民谣中的最大主流和重心。而民间所指的“台湾民谣”亦大致针对“福佬系民谣”而言。

  值的一提的,创作于台湾光复前后,流传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的创作乡土民谣。如光复前的“望春风”、“雨夜花”、“农村曲”、“白牡丹”等,光复后的“补破网”、“烧肉粽”、“安平追想曲”、“杯底不可饲金鱼”等。这些经的起考验的古老好歌,不但极富传统乡土音乐气息,又能反应台胞热爱中华民族的情操,且能道出在民风保守的时代里,儿女私情的心声,令人百听不厌。每唱起这些曲子,就有如饮啜醇酒,一口甘甚一口,欲罢不能。这些具有民谣风格的创作歌谣,因它们均有作者而不得列入所谓“民谣之林”。事实上,它们能否称得上民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在一般群众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地位,可能连正宗的民谣都要望尘莫及。这正是这些够味道、够水准的创作歌谣经常被认定为“台湾民谣”之理由,这里姑且可称它们为“

  民歌在今天的被冷落,并非只是音乐形式的自然更替,而是一个大时代的消亡的文化遗留物。在1960年代,台湾岛上弥漫的都是西洋音乐,在杨德昌的经典名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猫王的最爱就是猫王,尽管不识一字英文,却把猫王的歌曲模仿得惟妙惟肖,唱得一腔愁怨,似是自己,似是他乡。而1972年尼克松访华,让台湾的年轻人生出一股强烈的失落感,孤独的仍旧是台湾。台湾民歌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被催生出来,1975年,由杨弦和胡德夫在台北中山堂演唱余光中作词的歌曲,掀起了台湾民歌运动的序幕。在这之后,民歌手和创作人大量涌现,是谓台湾民歌的黄金时期。经典名曲更是数不可数,内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大概对其中的很多歌曲都很熟悉,比如《橄榄树》、《雨中即景》、《龙的传人》、《恰似你的温柔》等等。在我小时候,大我许多的哥姐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弄来的磁带和歌本,大多是台湾当年的民歌曲,那样一段台湾民歌史,不仅影响了台湾一岛,而且也让对岸的年轻人分享了很多共同的情绪。虽然那些姓名对于当年的我十分陌生,到了信息畅通的后来,当某天某时偶尔听到某位民歌手的作品,常常才知道,这段陪伴儿时的音乐物归何属。这段台湾民歌史,了解者寥寥,远非后来台湾流行音乐的拥趸众多。尽管实际上,那一时期的民歌是后来商业流行音乐的母体,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前者却并未消失和退却,而和后者比肩而立。虽然前者最终回归一隅,在独自弹唱着自己的青春。

  台湾民歌-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
  他是个原住民,唱歌写歌的,长得像流浪汉,唱得像吟游诗人,他是台湾文化史的一个标志。当所有的人都在学唱美国人唱的歌时,他开始和几个朋友谱自己的歌,写自己的词,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个“自己”,指的是他脚踩的土地,他熟悉的人,他信仰的东西,他习惯的语言。人们因他的才华而特别“宝贝”他,但是他的艺术家性格又使得他的现实生活特别坎坷,头都白了,才出第一张作品———龙应台《在一个文人的城市里》

  余光中这样形容他———“厚壮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的大风箱”。7月17日,在广州举行的第六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颁奖礼上,这个大风箱,顶着满头白发,深情地歌唱。全场观众则报之以雷鸣般的掌声。在颁奖礼上,56岁的台湾民谣歌手胡德夫第一次获得内地的音乐奖,而且一得就是两个———最佳国语男歌手、最佳民谣艺人。颁发最佳新人奖时,嘉宾席上有人打趣:“为什么最佳新人奖得主不是胡德夫呢?”2005年发表的《匆匆》,是这位从艺近40年、被誉为“台湾民谣之父”的老音乐人生平第一张个人专辑。孩子白天上课父母晚上受训50年前,台湾屏东大武山的卑南族小朋友胡德夫刚上小学。他爱哼哼父辈们常唱的卑南族民歌。但每当他开口唱歌,总会遭到老师无情的打击———“你唱的不是音乐!”老师不止打击他,还打击他的爸爸妈妈。他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他现在经常自称“卑排族”的由来。当地原住民热爱歌唱,除了胡德夫,还出过张惠妹。

  但在当时,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想唱自己的歌都不容易。胡德夫对那时的教室留下这样的印象:白天给小孩子上课,晚上给爸爸妈妈上课———老师每晚把族群中的成年人拉到一起,让他们学国语、学音阶。黑板上画着“哆来咪”的音阶,老师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教他们———“那时候有谱的东西才算音乐”,老师们从来不认为这些成年学生们其实是天生的世界级歌手。“老师还要打分,还有人不及格”,这种音乐给胡德夫造成了极大的恐惧,他对“有谱的歌曲”产生了长达一生的抵触:“1980年代,有唱片公司想让我谱曲,找人帮我填词,一首歌给我2万元,我就是写不出来,我的歌就是没谱。”

  但胡德夫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唱歌。在教会学校淡江中学读书时,他参加了唱诗班———那里对学生唱什么管得没那么严。一直到1970年代,除了万沙浪在歌厅闯出了一点小名气,原住民民歌在台湾的发展一直不顺利。1970年,胡德夫进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一进大学,他就爱上了英国民谣和西洋音乐。当时,他的父亲准备开刀动手术。为了给父亲凑手术费,胡德夫四处找地方赚钱。恰好万沙浪服完兵役,重返歌坛,要在六福客栈酒吧重组乐队,需要一个合音的人。“以前我只把音乐当兴趣,一想到音乐也能赚钱,当然再好不过了。”胡德夫前往应征,“万沙浪爸爸和我爸爸认识,大家都是卑南族的,他就说一起来唱吧。”“万沙浪主唱,我在旁边弹电子琴给他合音。”工作很简单,听着听着胡德夫也想上台唱唱,他后来称这个时期为“预备歌手”。“万沙浪的英文歌唱得非常好。”驻唱六福客栈几个月后,万沙浪凭《风从哪里来》一夜成名,成名的概念是,歌手一般一个月赚3000元,万沙浪赚3万元。“万沙浪的生活一下变了,路边吃鸭舌头的生活就没有了。”

  胡德夫回忆说。万沙浪成名后,不继续弹唱,乐队正式解散,胡德夫得再找工作。其实他已有了两份工作:白天在纺织厂当文书,负责撰写对外贸易信件;周五晚到朋友的铁板烧饭馆看店。后来,他得到第三份工作———哥伦比亚驻台机构的咖啡厅驻唱。这三份工作加起来,月收入约3000元,刚好够他父亲10天的医疗费。咖啡厅请人每周一三五唱拉丁歌曲,反响不错,这个唱拉丁歌曲的也认识胡德夫,就推荐他每周二四六晚上来唱。没有人竞争,胡德夫顺利地拿到这份工作———在酒吧角落里哼唱一些美军电台常播的英文歌。来喝咖啡的人很多,来听歌的艺术家更多,“洪小乔在整理歌谱,胡茵梦在想有没有机会上台,张杰在画荷花,张艾嘉逃学过来听歌”,那时包括胡德夫在内,都是学生。

  一筷子插出“校园民谣运动”身兼三职的生活过了差不多5年,胡德夫认识了李双泽———跟他同岁的美术系学生。李双泽和胡德夫一见如故,他劝胡德夫少唱英文歌,多唱卑南族自己的歌。“他让我唱卑南族的歌,我完全想不起来我们有什么歌。”从小一唱自己族群音乐就会不及格的胡德夫,终于想起了父亲小时候教的《美丽的稻穗》。那是他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唱“自己的歌”,得到别人赞扬。“你会发现当时被教育制度否定的东西,被朋友那么喜欢和重视。于是,就找更多的歌。”胡德夫对音乐有了重新的认识,“原来不是哆来咪才是音乐。这个感觉很激励我。胡德夫在哥伦比亚咖啡厅越唱越火,电视台也赶来对他进行了报道。当时台湾只有几个电视频道,胡德夫顿时变得家喻户晓:“我到西门町逛街,总会遇到有人找我签名。”1976年,电台主持人陶晓清在淡水文理学院组织了“民谣演唱会”,胡德夫是被邀请演唱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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