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在中外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周易》、易经是我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战国时代，产生了《易传》（又称“十異”）。“传”是对“经”的解释。自汉代开始被尊为《易经》并列为儒家五经之首。此后的经师、学者对《周易》“经”、“传”所作的种种解说，称作“易学”。“易”的本义为变易，易学可定位为探讨事物变化和发展规律的学说，其特点是以阴阳变易为核心解释和控制事物变化的过程。

在中国文化史上，由于历代易学家和哲学家对《周易》经、传的解释，往往同当时的哲学思想、社会、政治、伦理观点，以及科学、宗教文艺等知识和理论结合在一起，易学文化，已经历史地形成了一个以阴阳变易学说为核心的庞大学术思想体系。它提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辩证的思维方式，即《易传》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对中国的哲学、政治、宗教、美学、史学、医学、兵法、武术、文学、艺术、数学、天文、地理、建筑，以及社会心理、民俗文化等诸多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自先秦百家争鸣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期，几乎都是《周易》的思想在充当着中心角色，几乎每一位有建树的思想家都对《周易》有着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佛、道两家，也都把《周易》尊为经典从深层次上可以说，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易学文化。

在世界文化史上，易学文化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G.W.莱布尼茨（1646-1716），从伏羲六十四卦先天方位图中看出了易图符号与他所发明的数学二进制的一致性。他发现，若把易图中的阴爻和阳爻分别看作0和1，那么，六十四卦恰好就是从O到63的二进制数字模型。他在《致德雷蒙的信》中，称《周易》是“变易之书”。至今，在英语中仍然称《周易》为“易经或变化之书”（“TheI-Ching or Book of Changes”），并把《周易》看做是“人生转折点的指南”（“ a guide to turning points”）。莱布尼茨的发现，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就连持有欧洲文化中心论观点的G.W.F.黑格尔（1770—1831），也对《易经》格外重视，并认为“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国哲学”的“易经哲学”部分）。
欧洲哲学家C.G.荣格（1875-1961）在为英文版的《易经》撰写的序言中说：“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

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的丹麦物理学家N.玻尔（1885-1962），在“玻尔家族的族徽”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就是“阴阳太极图”（俗称“阴阳鱼”）。N玻尔认为他提出的“互补原理”（ 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ity，又译作“并协原理”），与易学中阴阳互补的思想是相通的。“互补原理”，还对“测不准原理”（ Uncertainty principle，又译作“不确定原理”）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测不准原理”，是由德国物理学家W.K.海森堡于1927年首先提出来的。N.玻尔认为，这一原理也是对同一实体的互补性描述。对此，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利时著名科学家Ⅰ.普利高津在《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对话》（1987年）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说：“尼尔斯·玻尔……对他的互补性概念和中国的阴阳概念间的接近深有体会，以致他把阴阳作为他的标记。”并在该书中写到：“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1972年10月22日，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在香港中文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的致词中，也提到：“从哲学上讲，‘测不准原理’……近代物理学有些看法，和中国太极和阴阳二元学说有相似的地方”。因为按周易的阴阳学说，阴和阳，有可测的一面，也有不可测的面。即易传所说，阴阳不测之谓神。李政道和杨振宁，都是因为对宇称定律”（ Law of Parity，又译作“奇偶性定律”）的普遍性发生怀疑，而共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杨振宁在获奖后曾经应记者之请，发表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讲话。据黎凯旋1979年的回忆：杨振宁说，“他之所以怀疑……奇偶性不灭定律，这和他在西南联大读《易经》时的心得有关，他并且很具体地指出，《易经》中既有阴、阳相对的道理，却同时也有阴阳消长或阳盛则阴衰、阴盛则阳衰，剥久必复，否极泰来的道理”。当代美国物理学家F.卡普拉认为，2500年前中国思想中的阴和阳的概念所表示的就是对立面之间的互补性。《周易》把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看成是所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本质。他在《物理学之道》（1975年）一书中，通过许多方面的比较，揭示了现代物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以易学为核心而发展起来的东方传统思想之间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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